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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行政诉讼的被动性和创造力的匮乏使得它不适于作为行政诉讼的主要平台，更不用说它为行政法制运行带来的高成本。
修改后的党章增加了一些新的与法治相关的表述。法治在国家建设中的全方位实施从党章可明显看到。
国法则是国家的法律体系，约束的对象是公民、团体和政党等。对于党的组织和全体党员来说，无论是党的章程和党内法规，还是国家法律，都要遵守。进入专题： 依法治国 依规治党 。坚持依规治党、标本兼治，坚持把纪律挺在前面，加强组织性纪律性，这涉及的则是依规治党的长期性和根本性。十九大对党章的修改，于纪律、纪律检查等内容多有涉及，明显完善了依规治党的程序机制。
在社会建设上，表现为以民主法治为总要求[11]对宪法第35条性质的解释，[12]即探讨该条款到底属于保护个体自由的条款还是保护政治自由的条款，其本质是在探求该条在当前我国宪法规范体系之中具有何种标准意义的问题。（八）曲解了宪法规定的公民在法律面前一律平等原则，以致不自觉地走到了其反面。
宪法性法律这个概念来自实行不成文宪法制度的英国，在那里，宪法性法律是不成文宪法的表现形式或构成因素。例如，《另》文在多处认定被批评者要求全国人大立法有明确宪法依据，并提出不能要求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没有宪法的明确依据就不制定法律。中国有权修宪、释宪和做宪法解释的国家机关从来没有确认这个原则，中国监察立法不可能贯彻外国的宪法规则。条件不具备的地区的儿童，可以推迟到七周岁。
《另》文因立足于违背法学常识的基点评说重大宪法学课题，导致全文基本论点、各分论点和相应的论证过程往往显得不符合法学常理，以致出现同我国宪法的规定和精神背道而驰等诸多问题的。[8] 参见童之伟：《再论法理学的更新》，载《法学研究》1999年第2期。
对照我国宪法的规定，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另》文仅在615字的一段话中，就有9处基本概念混淆、运用失当的地方。在代议民主制包括中国宪法规定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下，一切权力属于人民，人民选举代表组成代议机关或制宪机关制定宪法，通过宪法把一部分国家权力委托或授予代议机关和其它国家机关。在美国，这样的判例形成的规则实际上是该国的宪法渊源之一。《另》文草案起草部门、提案主体的立场很清楚……如果以这个认识为出发点，那么草案有关留置措施等限制剥夺公职人员权利的规定，就不存在违宪问题。
《另》文作者以刑事追诉人或检察官的自我定位的心理流露最充分处，有这样一段话：宪法第37条规定，任何公民非经检察机关批准或者法院决定，并由公机关执行，不受逮捕，这里的‘逮捕是有特定法律内涵的强制措施。（3）第三层次：机构、部门、机关。直接民主的组织，如古希腊的人民大会，确实就等于人民本身，代议民主下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并不等同于全国人民本身。同样，我国立法与解释解释宪法是两种分开的职权，在世界其他立宪国家也是分别由不同国家机关行使的职权。
[5] 韩大元主编：《宪法学》，高等教育出版社2006年版，第357页。我国宪法使用的上述三个层次的名词，进入宪法学领域就转化成了相应的学科概念，其中国家机构、国家机关是宪法学基本概念。
宪法性法律这个名词确实一度在中国有个别学者提过，但早被弃用。《另》文写道：宪法没有明确规定一个国家机构，只要有利于宪法的实施，全国人大也有权立法设置。
宪法中如果规定了国家监察委员会这一国家机构，再制定监察法，当然更好;宪法并没有禁止设立监察委员会或者类似监察委员会性质的机构。另外还有所谓立法的权利克减，须知这是外国的东西，在我国没有宪法效力，只是一种外来学说，在学理上可以谈，但正儿八经要求全国人大根据这个说法在监察立法大幅度克减我国公民的基本权利，那就走得太远了。各正常立宪国家都是这样实施宪法的，不允许超出宪法规定的范围，或者说超出范围按宪法属于违宪，应被认定为无效。但怎么取得宪法正当性呢？我国限制公民基本权利的一般宪法根据，是《宪法》第51条的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在行使自由和权利的时候，不得损害国家的、社会的、集体的利益和其他公民的合法的自由和权利。它们两者原本不应该统一于一篇文章。笔者注意到，《另》文在《中国法律评论》微信公号发表后，读者的一些跟帖非常及时而恰当地指出了作者的说法违反常识之处。
（4）由于国家机构中最重要的一个国家机关权力趋于无限，上面三种损害宪法秩序的情况迟早会同时发生。[10]其中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是具体的，特指现行宪法规定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
《另》文写道：宪法没有规定监察委员会，全国人大在不修改宪法的情况下制定监察法，设立监察委员会，也不能认为就是违宪。较有代表性的说法是， 从目前公布的《草案》来看，《草案》不仅缺乏宪法依据，在内容和立法技术上也存在着不足[13]。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只能根据宪法关于特定国家机构的规定制定特定国家机构的法律，不能就宪法没有规定的新的国家机构制定法律，因而也无权做出设立新的、宪法没有规定的国家机关的决定。更重要的是，法学者、宪法学者遵循职业逻辑，还是国家、社会形成健全法治秩序和宪法秩序的要求。
《另》文在回顾了上世纪40年代毛泽东在不同文章中论及的人大制度内容后写道：回顾历史也可以发现，我们对人民代表大会之下究竟要设哪些国家机构，在认识和实践中，有一个不断发展的过程。又如《宪法》第63条规定：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有权罢免下列人员：(一)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副主席。宪法是通过规范国家权力保障公民基本权利的国家根本法。可这缓和不了作者言论违反宪法学者职业逻辑的性质。
否定这个原则实际上等于拆笼子。（7）公民权利（GMQ），立宪后人民权利的具体宪法表现，是前面说到的公民的政治权利（GZQ）加非政治权利（FZQ)之和。
有利于什么就做，依据需要而定，这类辞藻说得好听是文艺语言，说得不好听是官阶甚高大权在握人士最爱说最爱听的人治语言。准可疑分类如基于性别、性取向的分类行为，受中等程度的合宪性审查。
（一）带有批评或商榷意味的文章，至少对其所针对的对象的出处，似应明确指出，以方便读者找到和查看原文。不赞成轻易修宪的观点本身有道理，但应该将相关主张中的刚性需求和柔性需求区别开来，分别对待。
（8）总体权（ZQ），即法权（FQ）加剩余权(SQ)之总和。《另》文作者先提到1940年毛泽东在他著名的《新民民主主义论》一文中设想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又提到1945年毛泽东在他的《论联合政府》一文中设想的新民主主义的政权组织，可完全没想到这些都不是现行宪法中规定的人大制度，而是一种思想意识。作者进而质问道：监察法不就是国家机构的基本法律吗？不修改宪法，制定监察法，不就是根据宪法，具体地说是根据宪法第62条的规定吗？ 以上引文中其作者的根本性错误，是因不懂得权力并行列举法及其限制国家机关权力的原理，从而搞错了宪法第62条国家机构之所指。职业逻辑 最近读到一篇主标题为《另一种观点：监察法（草案）在宪法上总体是站得住的》的文章及其后续文章[1]（以下简称《另》文、《另》续文），感到文中提出的对几个相关问题要慎重研究的建议较有现实意义，但对该文以宪法并没有禁止设立监察委员会或者类似监察委员会性质的机构为根据，得出不修宪全国人大也有权制定监察法、设立国家监察机关的结论和另外一些相关的说法不敢苟同。
（4）在类似监察委员会性质的机构这个短语中用机构二字，实际上等同于把讨论中的第二层次的国家机关——监察委员会放到了第三层次，将其等同于某个国家机关的下属组织或部门。上述话语直接表明其作者忽视了直接民主与代议民主有重大差别。
至少民族有五十多个，职业数以百计吧，仅教师就分大、中、小学和幼儿园等类，里面还要按专业技术职称、政治面貌等等再分。读者魚丁糸针对《另》文的说法，将有关的法学常识表述得更加清楚明白：宪法属于公法范畴，于公法而言，法无授权不可为。
其本意，是欲证明担任公职的这类公民不能享有宪法的平等保护，与其他各类公民在法律面前不能一律平等。为证明草案有关留置措施等限制剥夺公职人员权利的规定……不存在违宪问题,《另》文作者不惜违背常识把宪法公民在法律面前一律平等的原则曲解成仅指同一类人在法律面前的平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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